乡土中国的觉醒与乡土文学的动向

  • 时间:2021-09-10 11:31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贺享雍的乡村叙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对推动政策的优化和农村的发展起到了溢出文学边界的更大功能。“时代三部曲”聚焦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成功塑造了脱贫攻坚群像,艺术地再现了乡土中国的觉醒,反映出乡土文学的新变。以乔燕为代表的扶贫干部不仅带领村民走出贫困,还为乡村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和希望之光。

  在川籍作家谱系中,贺享雍“把身子和血脉都扎到农村土壤里”[1],是继沙汀、艾芜、周克芹之后,对乡土文学耕耘最勤、贡献最丰、成绩显著的一位。其《后土》《遭遇尴尬》《土地神》等“痛并笑着的乡村叙事”[2],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坚定的农民立场、“扑面而来的生活质感”[3]。十卷长篇“乡村志”系列更是因真实再现了几十年来农民的忧喜、农业的起伏、农村的变化。面对无法阻挡的城市化进程,立志“为时代立传,为农民发言”的贺享雍,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以故乡为主要原型,营造了一个贺家湾文学世界。如他本人所言,这“是一个农民儿子献给农耕文明最后的挽歌”“社会变迁的‘写真集’”“改革时代农民痛苦而复杂的心灵史”[4]。在“乡村志”收官之作《天大地大》中,城里来的精准扶贫乔燕“被放置在乡村这一酱缸般的政治文化场域中,落地生根,积极应对”[5],不仅带领村民走出了贫困,还为乡村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和希望之光。

  贺享雍的最新作品“时代三部曲”包括《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第一部《燕燕于飞》脱胎于“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的收官之作《天大地大》。写完《天大地大》后,贺享雍总觉得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说,于是萌生接着《天大地大》写下去的想法,以期更全面、更多角度地反映脱贫攻坚这一伟大事业,遂将《天大地大》的内容做了一些调整,以使三部曲的结构和情节达到完整和统一。“时代三部曲”聚焦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艺术地再现了乡土中国的觉醒,反映出乡土文学的新变。

  “乡村志”系列及由《天大地大》发展而来的“时代三部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引起相关层面的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反思,对推动政策的优化和农村的发展起到了溢出文学边界的更大功能。

  贺享雍塑造的英雄群像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丰富的参访积累。“时代三部曲”构思于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那时他刚刚完成《脱贫攻坚 我们的行动:23位访谈录》和《大国扶贫》。正式创作“时代三部曲”之前,贺享雍亲自调研了数百个易地扶贫搬迁聚居点和产业扶贫项目,采访了脱贫攻坚一线余名扶贫干部及相关人士。如果对照阅读“时代三部曲”和《大国扶贫》。我们可以看见张岚文的扶贫事迹就有通江县天盆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影子;贺波的家园改造模式也有对巴中经验的借鉴;一生奉献给扶贫济困事业的乔大年是以原南江县扶贫办蓝有荣老主任为原型的;乔燕母亲的原型是巴中恩阳区扶贫局局长,也是蓝有荣儿媳包守鹰;乔燕的形象是综合了众多的事迹而成的。

  在《土地神》和《猴戏》中,“女性无一例外地处于陪衬地位”[6],但新近出版的“时代三部曲”中,脱贫攻坚路上的“七仙女”无疑宣告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七仙女”是对周小莉、罗丹梅、李亚琳、郑萍、乔燕、张岚文等七位“金兰姐妹”的戏称。“七仙女”姐妹群是一个借助新媒体技术而实现相互协商、帮助、学习的支持小组。虽然工作单位、家庭背景均不相同,但是都有相同的身份和面临帮助驻点村社脱贫攻坚的共同目标,均渴望在脱贫攻坚伟大事业中建立功勋,承担党员干部的光荣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黄石镇贺家湾村、“时代三部曲”主人公乔燕在两性关系中处处占着上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积极协调争取丈夫张健在资源、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支持。石桥镇红花村、原老干局办公室主任金蓉悲哀地发现,道貌岸然的丈夫梁正明科长竟然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者。她不愿意做丈夫的附属物和“私有财产”,她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存在价值。当自己对事业、对人生的合理追求得到的竟然是丈夫强制干预和卑鄙污蔑时,当自己的包容、调和却换来嘲讽和误解时,金蓉勇敢地与之决裂。

  同时,不仅作为帮扶者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了,而且乔燕还试图唤醒农村妇女的主体意识。为了促成吴芙蓉与贺勤破镜重圆,她尝试各种途径,为苦命的农村女性积极争取婚姻自由,并对因为惜钱而不管妻子性命的贺兴义进行了严厉批评,www.085678.com,并主动给予帮扶,幸亏及时将贺兴义的妻子送到医院才确保了母女平安。后来她还请求丈夫张健帮助吴芙蓉回老家迁移户口,确保弱势妇女获得正当权益。

  在乔燕心中,村民的事都是大事。那些在村干部贺端阳和很多村民看来不可能实现的村庄环境整治、垃圾分类与统一清运、动员村民栽植花草、建设美丽乡村、鼓励女性化妆美容、提升村民素质等,她都带领村民一一实现了。甚至帮助贺峰复学、鼓励贺勤振作、帮贺波找到扶持资金、辅导贺小婷功课、更正贺大卯贺世银姓名、帮助贺兴义王秀芳夫妇进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资助贺大卯贺峰贺兴义、协调搬迁安置点所差建砖。鉴于王秀芳的家境和病情特殊,她比贺兴义还操心,并因此才保住了王秀芳母女的性命,甚至还想方设法请求警察老公张健远赴贵州帮助王秀芳迁移户口……

  其实,上述这些事情中,有很多项并不是精准扶贫的规定动作。但是,乔燕是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贯通来认识和落实的。在她心目中,扶贫不能仅仅从物质上帮扶,要在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住上好房子的同时,还要帮助他们找到发展的好路子。为了坚持经过深入调研分析而探索的土地流转方式,尤其是确保反乡创业村民的血汗钱不因上级好大喜功的官僚作风而付诸东流,她甚至公然与黄石岭乡一把手当众争执,并在明确得知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大资本下乡的一刀切模式有县委县政府支持时,于痛苦迷惘中,她还积极寻找破解难题的方式,后来通过李亚琳撰写的内参寻得省委的支持。积极开发和调度社会资本其实是社会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之一,乔燕整合父母、爷爷、老公、七姐妹、同学的资源,促使精准扶贫得以更快更好地完成,这本身无可厚非,但也有学者担心乔燕资源簇拥的身份设定会削弱其作为精准扶贫的代表性[7]。

  这些看似出格和自讨苦吃的选择,恰恰反映出精准扶贫们勇于探索、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带领村民创造幸福生活的使命意识。为了1亿贫困人口和832个贫困县脱贫摘帽,不仅乔燕这样全身心投入,绝大部分们都在这样努力。七姐妹中,周小莉在去村上时被卷进了乌龙河;劳累过度的张岚文因千辛万苦终于为老百姓找到井水激动过度犯病身亡。事实上,在脱贫攻坚的艰难之路上,超过1 800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贺享雍一直心系“三农”,总是敏锐地捕捉到各种潜在的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长篇处女作《苍凉后土》中,种粮大户佘中明老汉刚刚尝到种地甜头,就突然发现种子涨价了,肥料涨价了,粮价却徘徊不前,务农的成本越来越高,即便增产也难以增收。同时,税收增多了,摊派增多了,而惠农政策又往往落实不到位。不仅如此,销售伪劣种子、农药、化肥等坑农骗农事件层出不穷,加之各种名目的搜刮和基层干部的乱作为、瞎指挥,佘中明已经陷入走投无路、求告无门的困境。

  而这时,城市化、工业化正高歌猛进,大中城市和沿海一带务工机会增多了。虽然因为文化素质低,缺少技术的农民工进城后往往是从事各种或脏、或累、或重的体力活,但是总比在乡下面朝黄土背朝天强,通过省吃俭用往往会比务农收入高很多。为了孩子的教育开支、父母的医药费用、乡邻的人情往来……青壮年往往怀揣梦想,憧憬着去城市淘金,的确有不少农民工通过艰难挣扎终于在大城市边缘或者小城镇立足,甚至一部分人通过买房落户,成为了新市民。但是,打工潮涌动了三十多年,更多的农民工还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繁华的闹市,像尘埃一样悬浮着,不知道飘向何处。

  在《村暖花开》中,乔燕借联欢会的契机,向贺家湾村民掏心掏肺地分享了自己的“家园观”:村庄、田野、父母、房屋才是打工者的心之所系、梦之所绕。她认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打工者来说,“田在人在,人在房在,房在村在”“村庄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乔燕还演唱了刘德华《回家的路》。这种分享和歌声引起了在外打工年轻人的共鸣。他们一遍遍地唱到声音都有点哑了,甚至相拥而泣。而从贺家湾走出去的房地产老板贺兴仁因为感动还主动提出捐款改造家乡的自来水。

  这种家园意识的觉醒还表现在贺忠远的酒后哭诉和梦话。累得要死的贺忠远做梦都在喊“回家”,他正是数以亿计的打工者的缩影。不少打工者曾经都以为能够在外面混出一点名堂,可是几十年过去尝尽了“打工苦”,不仅累垮了身体,而且什么都没有留下。贺小琴是别人羡慕的领班,可是她的自我体会却不过是被老板随意训斥的“受气包”。打工者很难享受《劳动法》规定的假期,普遍感觉“在外面真不是人”,“一进工厂就像被判了刑”,所以无论多远都想回家团聚和休整。贺小琼也直言打工没什么娱乐时间,每天累得只想睡觉。可是打工者收入微薄,很难有点积攒。家园意识的觉醒促使打工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工地、工厂的从属身份。迫于高房价压力,只有很少的农民工才能幸运地购房入户,绝大部分贺家湾人不过是城市的过客,只有回到贺家湾才更有可能变成真正的主人。贺小川就意识到在城市漂泊的日子不仅难过,关键是根本漂不出个什么名堂,所以也随时想着回家,但是苦恼的是不知回家能够做什么。

  不论是“乡村志”系列长篇还是更早的《苍凉后土》等作品,贺享雍比较注重川东北独特风俗习惯和乡村人际关系的艺术呈现。他是少有的注意到乡土文化多面性作家,因为他与农民血脉相连,既不一味沉迷,也不武断批判。

  在吴芙蓉改嫁问题上,小说通过乔燕刚开始的自信承诺到走访后的尴尬两难,再到爷爷的启发引导,乔燕终于在利弊分析、法律维权之外,找到了“人情”这根救命稻草。在“法”“理”的紧张冲突中,“情”或许是最好的润滑剂,所以扶贫工作经验丰富的爷爷建议在“情”字上做文章、想办法。受此启发,乔燕拿出的方案是:不再去当说客,劝贺老三、贺世通、建琼奶奶同意吴芙蓉大婶嫁给贺勤大叔,而是去“道喜”,告诉贺勤大叔嫁给吴芙蓉大婶的喜讯。这样说似乎是在绕弯子,但是按照贺家湾的风俗,这两者却有很大的不同。男“嫁”女其实就是做上门女婿,而按照贺家湾的说法叫当“陪儿”。尤其是贺勤从辈分上讲本来就是贺世通的同宗侄儿,这下去掉一个“侄”字,更加“相当于儿子”了,所以这么一分析,此前被逼得苦恋几十年而难以破镜重圆的吴芙蓉、贺勤终于得以修成正果。不仅如此,就连确保这一“天大的好事”不走样的方式,贺老三也觉得不需要写协议,不需要做公证,他更看重贺家湾的人伦约束,所以建议吴芙蓉、贺勤在婚礼现场当着湾里的人给他二哥二嫂磕响头、喊爹妈即可。

  贺家湾的人伦道德秩序虽然面临消费文化语境下实利主义的侵蚀,但还没有完全崩塌,某些时候还能发挥作用。例如在得知乔燕家里出了大事而自己竟浑然不知时,贺端阳一边自责一边当即表示承担推进贺兴林、贺小川土地流转的事。他表明决心和情义的话是“我要办不好,见一个贺家湾人就磕一个头”,这说明贺家湾的认可与否对贺端阳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乔燕敢于把修建二十多户村民通户公路的工程交给贺端阳,也是基于“都是一个湾的人”,路修差了会天天挨骂的舆论压力。

  贺小川爷爷说贺世东那句话挑战了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对贺世东及其儿女造成的心理伤害几十年未曾得到缓释。乔燕基于理解的同情化解了贺兴芳积压已久的怨恨,当所有的“道理”失去说服效果时,“情”起到了很好的催化作用。

  转型期的贺家湾是当下乡土中国的缩影,“古老的伦理和传统正在缓慢消失,现代性的秩序又远未生成”[8]。此前,贺享雍“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分别从农村土地、乡村政治、民主法制、医疗卫生、家庭伦理、婚姻生育、养老恤孤、打工创业等角度切入,各有侧重,但也大都涉及到了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即便在非常偏远的川东北小村庄,村民也日益注重实际利益,而逐渐淡忘或者有意忽略乡情人伦,所以民心越来越散,各行其是,互不关心,就连贺端阳这个村支书也是这样。

  在《民意是天》《是是非非》等长篇中还主动作为,在“困境中的自救与挣扎”的贺端阳,到了“时代三部曲”中也已经变得对群众利益和公共事务不上心。贫困户信息册子上出现的种种疏忽令人啼笑皆非,且不说帮扶措施的流于形式,就连将村民姓名弄错了也不在乎。在干部眼里这些“小事”似乎无关痛痒,但是从贺兰一次次被同学欺负和嘲笑即可见到这些“小事”关乎一个家庭的发展、的尊严,甚至青少年的人生未来。在《燕燕于飞》中,乔燕来报到前后,三番五次约他都见不到。后来,重要事情上,经常推脱逃避,就连易地搬迁赶工期那么要紧,贺端阳的主要心思都是先私人业务再集体利益。用贺世银的话来讲,贺端阳这样的村干部不过是上面检查时“应付应付”,平时“各自赚各自的钱”罢了。所以,在《村暖花开》中,当乔燕提出组织千人宴和联欢会时,贺端阳觉得自己不能获得什么实际利益,而且耗时伤神,于是极力推脱,甚至毫不客气地给乔燕的热情泼冷水。

  近千人参加的“贺家湾村首届集体团年宴”,吸引了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全国各地赶回来过年团聚的几代打工者。千人宴这种聚会活动在新冠疫情之前早已成为城市社区营造方面的经典案例,它为陌生的城市邻里搭建了轻松交流沟通的平台,有助于形成熟人社区。但是,原本就是熟人社区的乡下村庄,因为家家户户的中青年都外出务工,家人之间、乡邻之间均因为聚少离多而日益疏远。乔燕拟借鉴城市社区年终邻里聚餐的形式重新唤起贺家湾村民的宗亲记忆和邻里情谊。从筹备千人宴时大家争着多出一点,记挂着“贺家湾人是一个祖宗下来的”,连有些计较的贺端阳也自找台阶,顺势鼓励大家把自老祖宗迁徙到此以来从未办过的这件大事办好。

  联欢会在千人宴相同的凝聚人心、增进情谊的文化价值之外,还有借助培训、排练、表演等文化联动而提升村民自身素质、营造村庄和谐文化、展示乡村新人新貌等诸多功能。

  大叔大婶们的忙碌筹备、众人对乔燕的关心、贺小婷想着这两件事都睡不着觉、乔燕专门为此化了妆、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聊斋”、中年人聚在一起摆“场合”、老年人聚在一起晒太阳、姑娘媳妇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小孩子们追逐打闹……全村的男女老少终于相聚在一起,大家终于找回了曾经朝夕与共的温暖记忆。大家分享着从各个城市带回的糕点,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玩笑话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有钱没钱的贺家湾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了,寂静了多年的贺家湾再次有了人气、生机与活力。所以千人宴和联欢会的确体现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逐渐形成的“新型村民关系”“新型干群关系”“新型村庄文化”。这种热闹喜庆的节日气氛终于再次出现在乡村,并且联欢会上大家对“回家”主题的认同,让我们看见了苏醒的贺家湾“充满希望”,所以这紧紧相连的两场活动显著地唤起了贺家湾儿女们“对家乡的爱和血脉相连的情”。

  在“时代三部曲”之《村暖花开》中,对于贺家湾老院子,爱心企业家陈总远望时若有所思,近观更是像勘察宝贝似的,很显然是发现了其潜在价值。当时乔燕也并不明白这些破破烂烂的老房子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亿万富婆的兴致。陈总主动提出捐建文化广场,显然不仅是为了村民跳舞和开会,而是有更长远的考虑。在《土地之子》的尾声部分,陈总即将带古建筑修复专家来考察那些垮的垮、拆的拆的老房子。在乔燕的启发下,贺波才把此前当兵演练时见到的乡村振兴案例与之联系起来,明白了陈总打造民宿、发展旅游的设想。而且陈燕和村民都终于相信贺家湾会大放异彩。

  此前,早在2009年出版的《村级干部》中,省城知名大学研究古建筑的权威学者范教授,从建筑艺术、民间文化等方面发现罗家老房的多重价值,通过修仿古宾馆、大型停车场增加老旧民居空间载体的接待功能,探索资源入股与资金入股结合的模式,政府与公司合作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相隔十年左右,贺享雍之所以还在小说中继续设置类似的情节和人物,已不仅仅是“站在乡土大地之上对城市文化与知识精英投去的一次深情的文化眺望”[9],更是基于新世纪以来通过古建筑修复与宣传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许多成功案例的启示:相信民间文化对于城市居民的吸引力,也相信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

  近年来,许多乡镇学校的优秀教师流失,生源数量锐减。这种既留不住教师也留不住学生的教育窘境,在川东北的乡村小学更加突出。不少乡镇的村小早已难以为继,甚至连幼儿园都开设不起来,仅仅乡镇中心校还能够勉强维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纷纷涌向城市寻找活路,富甲天下高手论坛网址而将子女留在农村老家读书、让体弱多病的妇女和老人留守家园种地。但是乡村教育越来越差,留守儿童的教育难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随着各个城市为了整体发展,逐渐注重关心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提供相应的学习机会,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变成了“新市民子女”。

  国家对教育均等化的努力推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产业化及收入悬殊而积压已久的民愤。但是,具体到贺家湾村,乡村教育还远远没有得到振兴。乔燕暂时能做的,只是辅导留守儿童贺小婷的课后作业,引导她养成爱卫生、爱学习的好习惯,正确处理同学关系;积极干预贫困儿童贺兰遭遇的校园欺凌;勉力资助辍学的尖子生贺峰。贺享雍没有把乔燕拔高为神,而是写出了乔燕在诸多方面的无力、无奈,甚至受委屈而哭泣,但是她从不放弃,想方设法去尽力争取和协调,最终找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在接受各种资助和立项的同类题材中,“时代三部曲”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诚实和清醒。

  “时代三部曲”中,村主任兼支书贺端阳与此前的《村长三记》《怪圈》《土地神》中的村官类似,兼有农民和干部两重身份,在政策调整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他们面临着比普通农民更多的诱惑与更大的压力。但是,“时代三部曲”更加值得关注的还不是贺端阳们,而是作者成功塑造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道路上公务员身份的驻村干部形象。这些干部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有一个专门的、意义重大的名称——。其实,并不只是换了一个称呼,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紧迫。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新的一种文学形象,是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大时代造就的英雄。贺享雍之前,这类形象还塑造得太不充分,而“时代三部曲”中的脱贫攻坚“七仙女”姐妹群像,尤其是主人公乔燕,已经算得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了。这不仅是贺享雍一个人的成功,更是新世纪乡土文学标志性的收获之一。

  贺享雍执着于探索农民发展与土地政策的关系、传统文明与消费文化的互渗。“时代三部曲”敏锐地感知时代的脉搏与心跳,及时反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路,们的艰苦卓绝、创新创意、责任担当。“乡村志”系列首部长篇《土地之痒》中,那些土地的“坚守者”“逃离者”“投机者”[10]发展到收官之作《天大地大》中,都在新的时代看到了希望之光,沉寂多年、丢掉灵魂的“空心化”的乡村即将迎来了返乡创业潮,那些几十年来挣扎在城市夹缝里找不到出路的村庄儿女,或许可以回到故乡,从原来出发的起点创造新的事业,找到真正的归属。

  贺享雍的创作风格总体上赓续了赵树理《三里湾》、柳青《创业史》、路遥《平凡的世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一脉络,他本人也在创作谈和回忆文章中反复提到这些作家作品对自己的影响。但是,贺享雍尽管认为赵树理是最值得学习的农民作家,周克芹是他最尊崇的川籍文学大家,路遥的作品不仅影响了他本人,也影响了他对笔下人物的塑造,但是,他并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有自己的探索。范藻认为,不同于鲁迅、赵树理、李准、高晓声等“作家”笔下的农民,贺享雍用“农民本位意识”观察和塑造了一批“原汁原味的”农民形象。关于“时代三部曲”中贺勤、贺波、贺小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及其美学价值,笔者将另文分析。

  贺享雍对“家庭情感、宗族关系、身份认同、人生命运的变化”的综合呈现,是其“有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新质”。笔者认为:“从个体的命运到乡村的变革,再到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或许探求生命与时间的本质也是乡土文学新的出路之一。”[11]“时代三部曲”中,贺家湾乔燕既满腔热忱,同时也十分理性,她对贫困户的精准鉴别、对土地流转方式的大胆建议、对返乡创业可能性、必要性的深入分析,代表了新时代扶贫干部的较高水平。

  当然,在对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阐释方面,乔燕也许并不准确,但她击中了要害,那就是为返乡创业的找到一条“回家的路”。立志为农民发言的贺享雍的深刻在于,他设置乔燕书记在座谈会上遭遇村民“抬杠”这一戏剧化的情节,具有非常丰富的时代内涵。但是相较于这些乡土书写的经典之作普遍存在“强烈的工具论色彩”,贺享雍评介自己坚实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不维上、不维书的务实精神,其卷帙浩繁的“乡村志”系列和新近出版的“时代三部曲”更加勇敢地直面现实的复杂混沌和矛盾悖论。所以,贺享雍的乡村叙事虽然以“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为文学志向,但它们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空洞无物、虚情矫饰的颂歌、赞歌。

  这反映在《土地之子》中,就是作为记者李亚琳职业道德意识的觉醒。李亚琳绝不愿意做一只喜鹊,昧着良心只唱赞歌。她既要主动讴歌脱贫攻坚事业中真善美的时代典型,也要及时揭露假恶丑的形式主义和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僚主义。可是,作为“无冕之王”和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她秉笔直书却得罪了弄虚作假或者胡乱作为的权贵和既得利益者,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遭遇种种威胁。自己辛辛苦苦冒着风险采写的深度报道却根本无法与读者见面,她选择通过内参的方式将重要情况反馈至省委主要领导,从而帮助贺家湾及其所在乡镇停止了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式的土地流转,保护了返乡创业村民的积极性和合法利益。

  贺享雍乡村书写系列作品深刻反映了川东北农村各个历史阶段的三农问题,其“经世致用的问题意识,以及用伦理学视域将日常生活带入到人学传统的写法,无疑反映了贺享雍讲述中国故事的新方法与新格局”[12]。

  重返乡村,不仅是《人心不古》中老校长贺世普的选择,也是由“乡村志”收官之作《天大地大》发展而出的《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中倦飞的候鸟式生存的农民工的选择。不同在于,以文教普法为主要法宝的成功人士贺世普最终遗憾地选择了对乡土的再次逃离;而时代三部曲中,以产业发展为自救出路的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们,逐渐找到了出路。农民工漂泊无依的城市挣扎,倦飞望归的思乡心态使乔燕增加了许多书本之外的社会知识,正如她自己所言是“上了生动的一课”。

  此前《人心不古》中的乡绅老校长与“时代三部曲”中农民工群体,怀着一样的赤诚和热情,都经历着回归家园后各种艰辛尴尬。但是,时代三部曲给予读者更多亮色,正如书中反复出现的“阳光”意象,使温暖、温情重归大地,贺家湾为代表的沉寂多年的乡村赶上振兴之机。见过世面、经过风雨的农民工将是乡村产业人才的主体和灵魂,乡村旅游、品牌农业、康养产业将带给乡村崭新的发展机遇。我们有理由期待,贺家湾为代表的中国新农村,“一定会大放异彩”!

  [1]陈建功.一个身子和血脉都扎在乡村土壤里的作家[N].文艺报,2007-03-31(2).

  [4]舒晋瑜.贺享雍:我想构筑清明上河图式的农村图景[N].中华读书报,2014-11-19(11).

  [5]向荣,陆王光华.论当前乡土文学中的村干部形象及其政治内涵:以贺享雍等四川乡土作家创作为中心[J].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2):130.

  [6]范藻.在“简约乡村叙事”的背后:探析贺享雍新近小说的人类学蕴涵[J].当代文坛,2006(5):51、64.

  [7]王春林.“精准扶贫”小说是怎样炼成的:对贺享雍长篇小说《天大地大》的一种理解与分析[J].中国图书评论,2020(1):40.

  [8]曹霞.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当代乡土中国的亲历者与阐释者[J].当代文坛,2019(3):154、151.

  [9]曾平,向荣,马睿,苏宁.贺享雍新作《村级干部》笔谈[J].当代文坛,2009(3):74.

  [10]张丽军,范伊宁.乡土中国文学的“农民劳动史”“乡村心灵史”:读贺享雍《土地之痒》[J].当代文坛,2019(3):146-148.

  [11]张沐荷,周毅.《湖底的河流》: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故园重生[J].新阅读,2019(12):77.

  [12]叶立文.中国故事的三种讲法:兼谈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20(3):14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大学川大学派培育项目阶段性成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20年本科教学改革项目“创意写作理论与实践”课题阶段性成果,受到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1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资助(项目批准号:skcb201401)

  作者简介:周毅(1979- ),男,四川巴中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